来源:广州日报
原标题:古老的铅钱曾远传海外
岭南金融博物馆
南汉“官”字款铅锭
说到钱,除纸币外,金币、银币、铜钱大家也都比较熟悉。但有一种大家今天不太愿意摸的金属,古代也常用来铸钱,它就是铅。
五代十国时期,多个地方政权都曾采用铅、铁等贱金属铸钱。以今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南汉国,就曾经采用材料铅来铸钱。当时铸造的“乾亨重宝”铅钱,几十年来在广州等地大量出土,证实了它使用数量的巨大。而在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的18000多件(套)藏品中,我们还能看到一种用来铸铅钱的原料——南汉“官”字款铅锭。
文: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
供图:岭南金融博物馆
铸量最大的铅钱——“乾亨重宝”
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。
据悉,南汉国由于冶矿业有较大规模,冶炼技术也有较大进步,冶铸的金属有铁、铜、铅等,这也是岭南大规模造币的时期。南汉的主要钱币分铜制和铅制两种,“官”字款铅锭即为铸造“乾亨重宝”的原料。目前馆内收藏有类似的铅锭数件,其中一件背后刻着“春州”二字。春州即今广东阳春市,是南汉时期铅矿开采冶炼、铸造“乾亨重宝”的主要产地之一。
“乾亨重宝”铅钱是南汉国时期最为流行、数量最多的钱币。如1953年~1957年,在广州市及近郊的孖鱼冈、黄花岗、桂花岗及西村公路等发现窖藏的“乾亨重宝”铅钱600多公斤,1981年在广州黄华路基建工地出土窖藏的“乾亨重宝”铅钱四五百斤;在1999年~2000年的广州光孝寺、2004年的麓湖路工地、2004年~2008年原广州儿童公园等的发掘中,都发现不少“乾亨重宝”铅钱。此外,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“印坦沉船”上,2007年在阳江发现的“南海一号”上,都发现有“乾亨重宝”铅钱。
有广州文博考古学者指出,1949年后,在广州市区及近郊陆续出土数量巨大的“乾亨重宝”都是铅钱,尚未发现铜钱,这或与南汉实行“城以内行乾亨铅钱,城以外行乾亨铜钱,犯禁者罪至死。凡百官俸禄给铜钱者,多出自于上恩焉”有关。但目前发现大量“乾亨重宝”铅钱的地方在南汉时已属城外,这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符。此外,南宋古钱收藏家、江西饶州(五代十国时先后属吴越和南唐境地)人洪遵在《泉志》里说自己费了很大周折才收集到两枚“乾亨重宝”铅钱,而“乾亨重宝”铜钱则“所存至多”。因此,有学者推测所谓内、外并不是指广州城内外,而应是对南汉国而言。或许南汉国内主要的流通货币是“乾亨重宝”铅钱,南汉国与中原和南方其他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才主要用铜钱。
以铅铸钱因经济动荡和“铜荒”
南汉使用铅钱作为主体流通货币持续时间之长,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。
当时铅钱“十当一铜”,就是与铜钱的汇率是10:1,铜贵铅贱。而南汉之所以选择用铅来铸币,综合研究者的说法主要有几个原因:一是沿袭唐末的铸币成分,唐末为了防止“剪凿”等行为对钱币的损伤,铅的含量上升,南汉承之,在“乾亨重宝”之前,还在唐静海节度使任上的刘隐就铸过铅制“开元通宝”和铅制五铢钱;二是五代十国是“乱世”,经济受影响很大,为了降低铸造成本,使用铅代替铜;三是由铜荒而钱荒,两广地区铜矿稀缺,加上大量的铜用来修建宫殿,制造日用品,化钱为器的情况越来越多,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也需要较大数量的铜钱作为支撑,都进一步强化了民间惜用、囤积铜钱之风,单向流通,恶性循环;四是以贱价的铅钱置换铜钱,也是南汉宫廷“搜刮民财,以供享奉”的一种做法。
概而言之,铅锭、铅钱说明南汉国经济状况并不是非常良好。
以贱金属铸钱并非南汉才有。有研究者指出:“五季之世,钱制大坏,滥铸大钱而外,铅、铁、锡、鑞(铅锡合金),一切低金属货币靡所不备,刘仁恭(唐末卢龙节度使,曾自立刘氏燕国并称帝)至于墐泥为钱(即以黏土烧制为钱),异想天开,千古奇闻。”
但如学者王贵忱所说,南汉的铅钱在广东货币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支付作用,“这本身就值得研究”。因为在六朝时“岭南诸州,多以盐米布交易,俱不用钱”。唐时“民间用布帛处多,用钱处少”。可见当时岭南地区货币经济不很发达。再就全国而言,“用铅作币材的官铸币乾亨重宝,铸造数量之多和使用时间之长,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,铅钱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,是应该作进一步探讨的”。
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非常重要
南汉的铅钱对毗邻的今越南地区也产生了影响。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《越南历史货币》一书载:“在公元917年到公元971年,安南主要受南汉政权的控制,这一时期,在安南流通的钱币中又增添了中国五代十国政权南汉的‘乾亨重宝’,乾亨重宝,南汉于公元917年始铸,有铜铅两种,在安南流通的是铅钱。”
越南仿制的铅钱文字也采用了中国汉字及“通宝”“元宝”等铭文称谓,制形也是方孔圆形。但中国的铅钱以铅为主料,而越南的铅钱中锌含量更高。在1745年左右,统治者公开宣布铸造锌钱(当时称为白铅钱) “天明通宝”,并诏令民间流通,在越南货币史上尚属首次。
实际上即使不考虑铅钱,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。清代铅锌统称为铅,铜钱铸造中比例最高达到48%左右,与铜的含量不相上下。最为重要的铅锌材料来源地是贵州,因此形成了一条“黔铅京运”之路。据一些学者统计,黔铅京运年均占黔铅年均外销量的65.8%。
黔铅京运自雍正十三年(1735年)开始至咸丰三年(1835年)中断,平均年运黑白铅450万斤以上,自黔西北大定府经四川永宁、重庆、湖北汉口、江苏仪征、直隶天津至京师,途经贵州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直隶九省,水陆行程万余里。铅这种很早就被人类认识的金属,在繁荣人们的商品经济上,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。